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2019-11-08T20:49:45+08:00

界宣教理事会(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是世界各地基督徒教会合作而成立的团体。我们的32个成员委身在全球分享金钱、人力、技巧与知识的资源,好让我们在各地方执行神的使命。世界宣教理事会于1977年成立,并由伦敦宣教协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英联邦宣教协会(Commonwealth Missionary Society)(1836)与(英国)宣教长老会长执会((English) Presbyterian Board of Missions)(1847)合并而成。

起初……

形成宣教协会的概念必须追溯到十八世纪的福音派觉醒时候;那是约翰与查尔斯卫斯理(John & Charles Wesley)、乔治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所带领的属灵更新与发觉时期。那一次的觉醒强调了个人归主的重要性,因此将基督信仰从国家宗教——贵族的领域——转为普通老百姓的宗教。其逻辑是,宗教若关系每个人,那不是更应该关系全世界。

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了一篇短文——《探究基督徒借助不同方式使异 教徒悔改的责任》(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s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1792 年),他主张“去、教导万民,给他们施洗”的使命,是给所有基督徒的。有了威廉克理的鼓励,一群传道人开始在伦敦咖啡厅聚集,计划成立宣教协会(起初名称)事宜。

宣教协会于1795年正式成立;其协会的宗旨历久以来大致没有改变,就是为了“在世界各地传讲基督”。这个目标迫使许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好多地方服事。从创社开始,该社就是个别的人聚集连结于一处,而非属于任何宗派的宣教协会。这代表,宣教协会乃是独立于任何宗派,而且其性质是跨宗派的。这个目标也在成立的原则当中——该社不会以教会的任何形式存在,而是带着福音的信息,允许地方教会按自己成立的方式决定治理教会的形式。

起初的宣教士

新社首先的宣教之旅是由约翰威廉(John Williams)与其妻子玛丽乔纳(Mary Chawner)所带领,前往的地点是南海。约翰威廉乘坐的是宣教船只“达夫”(The Duff),并于1797年3月5日抵达大溪地。

在宣教使命上,要穿梭于那区域不同的岛屿,就得靠船只,但是个别岛屿之间的距离太大,宣教士只能专注于主要的岛屿国家。初信徒也被差派出去,作为各岛屿之间的宣教士,继续到其他岛屿传讲福音。住在太平洋岛上的人也乘上宣教船只,去支持和帮助宣教士的工作。

威廉大多数的宣教工作和文化信息的传递相当成功,在公理会界中也打出名堂来。然而,威廉在1839年11月拜访新赫布里底区域时,那是他鲜为人知的地方,不幸和另一名宣教士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被食人族杀害并吞噬。

宣教协会早期的工作始于北印度、南非洲、南印度、中国、多巴哥、英属圭亚那、特立尼达岛与毛里求斯。

1818年,宣教协会更名为伦敦宣教协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虽然该社乃是跨宗派性质,久而久之,随着其他宗派宣教协会的成立,伦敦宣教协会也成了公理会的宣教协会。

伦敦宣教协会有一系列的宣教小船只,用来在宣教禾场上载送宣教士与供应品,大多数是用在太平洋区域。后来,英国、新西兰与澳洲的主日学孩子也为船只筹钱,为船只筹集半个便士(硬币背后有约翰威廉的头像)。

伦敦宣教协会名人榜

世界宣教理事会的历史当中,有许多富有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人——不管是透过伦敦宣教协会、PCE或英联邦宣教协会。例如:

罗伯特与玛丽莫法特(Robert and Mary Moffatt ) 同样与约翰威廉在1816年被委任为宣教士。1820年,莫法特将全家迁徙至库鲁曼,在那里建立他的宣教事工;之后在那里服事,一直到1870年才回到英国。其女儿玛丽嫁给探险家与宣教士大卫李文斯顿,他们同样在库鲁曼担任伦敦宣教协会的宣教士。

温德金(Johannes Van der Kemp )

温德金听到一位荷兰信义会牧师读出伦敦宣教协会创办人的一篇讲章,备受感动,决定献身到南非洲宣教服事。他于1799年抵达非洲,并在非洲部落当中开始宣教工作。因为殖民主义者的剥削,温德金建立起基督徒村子,来照顾和保护那些受严重剥削的人。他拒绝遵守省长的命令,不愿为农场提供人力,因此也造成他和政府之间的矛盾。

大卫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 可算是伦敦宣教协会最著名的一名宣教士,然而人们常纪念的不是他的宣教工作,反倒是他在非洲的探险之旅。他一直以来都是一名极富争议性的人物。人们批评他带领人信主失败、带领远征不佳,最常受批评的是他呼吁非洲对“基督教、通商与文明”开门,后来才会引发“瓜分非洲”事件。然而,他启发了许多宣教士,更是伦敦宣教协会的模范人物。

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 在1817年带着在奴隶中间工作的使命到圭亚那去。他在德默拉拉区域的工作发展蓬勃,建立了一间有超过800名奴隶的教会。他写文章批评奴隶所经历的严苛条件,而透过政府国会,这些抗议才使改变发生。建议改革的信件已传给殖民地总督,但这些却被挡下来了。虽然史密斯鼓励大家克制自己,但是冲突依然爆发,造成屠杀奴隶的事件发生。史密斯因为引起暴动被关了起来,而且还被判死罪。上诉期间他被囚禁,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丧命了。

Missionaries frequently learnt the languages of the people among whom they worked. Not only learning the language, but writing grammars and dictionaries. The work of Robert Morrison in China is a good example of this contribution.

李爱锐(Eric Liddell) 就读艾森学院时,已经是名杰出的运动员。(艾森学院是伦敦宣教协会为宣教士的子女与孤儿创办的学院。)李爱锐出类拔萃,甚至被选为1924年巴黎奥林匹克100米赛跑选手,但是他不愿意在星期日训练跑步,因此被迫退出,但是他依然参加200米与400米的比赛,并且夺下铜牌与金牌。他以47.6秒的佳绩打破400米赛跑世界纪录,其人生故事也记录在《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这部电影里。

李爱锐在事业达到巅峰时到中国作教育宣教士。他有一段时间和哥哥一起服事;哥哥也透过伦敦宣教协会担任医疗宣教士。李爱锐在1943年被囚禁,本来已经列入囚犯交换名单,但他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一名孕妇;后来在1945年2月死于脑瘤,享年43岁。

一个时代的结束

出去传讲基督的伦敦宣教协会宣教士大多数来自英国(或欧洲),只有几位例外。英国宣教士虽然不一定屈从于殖民统治者,但他们总是受到殖民统治者的保护,有时甚至可得特别待遇。伦敦宣教协会的工作在历史上的某一刻发生,当然所做的一切不尽然都是对的。重写或审查历史绝对不可能,但我们却能欢庆别人的信心与牺牲,同时也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习,自己也可委身于全新符合文化的工作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英国殖民地一个个成为独立国家,宣教的本土化也有日渐加速的趋势。此外,许多地方渴望将宣教交给独立教会,比如中国在1927年有基督的教会(Churches of Christ)之成立、1947年南印度教会的合一,以及基里巴斯宣教士鼓励全国教会的成立,并且自己设立全国领袖。

1966年,伦敦宣教协会与英联邦宣教协会合并成立世界宣教公理会理事会(Congregational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1972年,在英国与威尔斯成立的联合归正教会将威尔斯长老教会的宣教工作带入CCWM,尤其是在孟加拉、新加坡与台湾的工作。1973年,CCWM成为世界宣教理事会(公理会与归正教会),但是转型不完整,因此他们在1975年于新加坡进行商议。

宣教商议结合了那些参与国外宣教的教会,以及透过宣教建立起来的教会。因为得到联盟教会的鼓励与挑战,商议的结果认同了CWM当时的架构维持的是无益的捐赠者与接受者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没有办法真正合作。呼吁改变的那份文件——“共享一个世界使命”——指出CWM促进合一的性质与观点。建立在平等合作与相互倚赖基础上的新架构于1977年开始落实。

1980年,该社再一次改名为世界宣教理事会,将“公理会”与“归正教会”两点去除。1995年,CWM欢庆200周年庆,庆典主题为“敢梦”。从那时起,CWM就继续透过分享人力、资源与学习在宣教上支持其教会成员。

1994年,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决定变卖一家医院产业;这份产业是伦敦宣教协会一百多年前开启的宣教工作之一。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与世界宣教理事会得以共享产业变卖的收入,这代表CWM收到一笔可观的数额,我们进而做出投资,继续用来支持CWM的工作。

其经济资源使CWM能够推出宣教资助基金(Mission Support Fund),支持教会成员的宣教工作,并且在2001年成立区域培力资金,来支持CWM区域的宣教活动。

CWM于2003年建立起全新的管理架构,并且在2012年再次更新其架构。CWM也在2012年将秘书处转到新加坡。

这是我们简短了解伦敦宣教协会故事,以及它如何随着时间与其他宣教协会合并,才会有今天的光景与异象——“透过基督,使所有受造之物得丰盛的生命”——及其使命——“蒙召与基督同工,相互挑战、鼓励并装备教会同享神的使命”。